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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妻子的遗愿

2020-07-08 阅读(9351)

年轻妻子的遗愿

年轻妻子的遗愿

我信守对捐赠者母亲的承诺,确保进入房间的每个人都看见她女儿生前的美丽。

打从一开始轮值的时候,我就发现移植协调师是我做过的工作中,无论在体力上、情感上、还有心理层面来说,都是最令人筋疲力尽的。每当这种感觉浮上心头,我就会提醒自己,比起那些躺在医院等我前去评估的捐赠者,我的状态还是好得多了。

某天早上我又再次进城,为一位年轻的女性捐赠者做评估。我没有在我们的电脑系统发现多少关于这位捐赠者的资料,这通常代表现场负责的移植协调师已经忙翻天了。那位协调师是在三更半夜被叫出家门,前去进行评估的。那是他轮值待命的第二天,为了不让他再待命超过二十四小时,我受命去接手他的工作。

那天天气很好,冷但是看得见阳光。路上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其中大多时间都在塞车,我终于到达医院,接着走向加护病房。时至今日,一家医院不可能只有一间加护病房,一些大型医院通常会有好几个加护病房,我们会一间间的察看。我四下张望寻找同事的身影,我知道他一定在病房某处—至少我们得待在能看见监视萤幕或相距不远的地方。一旦捐赠者宣告脑死或我们取得捐赠同意,我们就会往加护病房门口移动。

我找到那位同事时,他正在休息室跟资深住院医师谈话。他把我介绍给正打算向那位年轻女性的家属宣告病人已脑死的资深住院医师。「宣告完毕,家属就能和你们谈谈了,」资深住院医师说完,就走开了。病人是一位在家中自缢的二十六岁年轻女子。我同事还没有跟家属谈过,所以并不清楚细节。跟以前一样,他整晚在幕后忙着把事情安排好,好让移植流程能顺利推进。

病人很年轻,而且她是一位器官捐赠者。信不信由你,比起坐在一旁好几个小时反覆思索,像这样一到达就必须直接跟家属谈话的状况,还让我好过一些。资深住院医师走出来告诉我,家属準备好跟我谈话了,她还告诉我,她觉得家属应该知道为什幺我会出现在医院这里。

针对与家属的沟通,我们都受过严谨的训练,器官徵取组织希望我们严格遵循所受过训练课程的内容,因为那些内容颇具成效。所有的协调师都已花费了大把时间在如何取得家属同意的工作坊,针对数百种家属可能的反应,进行过角色扮演练习。

我们所受的训练要求我们,在最初和家属接触时,对自己的身分和出现在现场的原因要低调保留。我们不会穿着手术服,也没有配戴名牌。我们被介绍给家属的称谓,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包括「临终专家」、还有我后来最爱用的「专门处理这类状况的医疗照护团队的伙伴」。

她就这幺离开人世

我在情绪有些激动的看护陪伴下,走向加护病房深处一个昏暗的角落。护理师向家属介绍我之后,我就在那位年轻女子的母亲对面坐下来,夹在病人的先生和父亲中间。那位年轻的丈夫把头埋入撑在桌上的双手中,那位父亲茫然的望着远处,不过那位母亲则是直直的看着我。我开始用学过的方法自我介绍,询问他们对于所发生事情的理解程度。这能让我釐清思绪,同时让我搞清楚家属对眼前状况的理解程度。

毕竟我们很清楚,如果家属不能充分认知他们挚爱的家人已经离世,器官捐赠这件事是根本无法讨论的。不过,我面前的这家人很清楚状况;那位年轻女子情况恶化的那一晚,家属就已经被充分告知、而且参与整个流程了。他们告诉我,这位年轻女子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她曾是充满活力、非常活跃的妻子和两个小女生的母亲,两天前的晚上,她和丈夫吵了一架。家人都知道她有时候有点过于情绪化,而且最近她开始服用家庭医师开给她的抗忧郁剂。他们告诉我,她过去在情绪激动时曾经威胁要自杀,但是那听起来像是寻求家人注意的手段,而没有真要自杀的意图。

不管怎幺说,这个年轻妻子在一次争吵后,做出了让自己丧命的错误决定。她服用了一次小型外科手术后开立的处方止痛药;接着和她的先生吵了一架,然后说她要上楼去吊死。她把自己关进衣橱,将一条长袍的腰带一端绕在自己脖子上,另一端绑在挂衣桿上。虽然听起来难以置信,但是由于止痛药的作用,她睡着了。她并没有服药过量。她的先生当时在楼下看着电视睡着了,并没有上楼来确认她的状况,等到他终于在深夜要上床睡觉时,才发现她。当时她体内只剩下能维持心脏跳动的氧气量,可惜那并不足以支持大脑的存活。

我和病人家属互相釐清眼前的状况后,病人的母亲看着我,直白的说:「你是来和我们谈将她的器官捐赠出去的事情,对吧?」

这个话题给提出后,事情就好办了点,接着我就直接和她讨论:她女儿已经在驾照上注明要成为器官捐赠者的愿望,很不幸的,贯彻她的遗愿、让她得以在别人身上以另一种形式活着的时刻,已然到来。家人都知道她签过器官捐赠同意书,并且注记在驾照上,他们也愿意接受这个将器官捐赠出去的机会。

我们浏览了一遍披露相关规定的表格,然后她的先生以法律上最近亲属的名义,将该签的文件都签好名,捐赠流程就可以继续下去了。

她的母亲开始问我一些很特定的问题,例如手术的切口会在什幺部位,她说她已经知道女儿会以何种状态下葬,她只希望她身上的手术切口不容易瞧见。我跟她解释,如果入殓的衣服是低胸剪裁的,那幺胸口的切痕恐怕会被看到。但是在和她讨论过后,她决定不要对女儿遗爱世人的礼物增加限制,那并不值得。

她的父亲无法再忍受继续谈论这个话题,站起身来告罪了一声,便走向女儿病床边坐下,病人的先生也跟了过去。

面对这位美丽但哀痛的母亲,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幺了。她喃喃叙述着自己女儿的个性,她是如何体贴又活泼,是两个孺慕她的女儿充满慈爱和奉献精神的母亲。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张照片,隔着桌面递给我,照片中的女孩头上戴着小皇冠,背后的桌上有一张写着「妈咪生日快乐」的手工卡片。

我内心万分激动,因为我能感受,若是无法再见到我的两个女儿、无法触摸感受她们的髮丝、无法握住她们的手或听见她们的欢笑声,我肯定会彻底崩溃。我不知道遭受丧亲之痛的人,尤其是遭逢丧子之痛(即便是已经成年的孩子),是如何鼓起勇气继续走下去的。

那位母亲看着我,问道:「我还能快乐起来吗?我还能再次感受喜悦与平静吗?」我大可以给她一个制式答案:「喔,你可以的,你会克服这一关的。」但那根本是个谎言。有时候你必须向家属坦言这些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因为除了你,再也没有人会为他们这样做。我给她的回答是,将来有一天,她或许能够再次找回快乐,而且我很确定当她看着两个小外孙女成长时,能感受到的喜悦;但是,她的人生永远不会跟失去女儿前一样了。

她对我的诚实表达了感谢之意,并且希望我能将她女儿的照片附在捐赠档案上。我向她保证,每一位来收取器官的人都会看到那张照片。说完我们便一起走入病房。

这家人问我,他们可以在医院待多久。我告诉他们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一直留到病人进开刀房,不过如果他们想现在先回家也没有问题。我们发现在这种时刻,许多病人家属都不知所措,彷彿若没有发现其他人也选择回家,他们就不该离开医院回家。所以在这个时刻建议家属向病人做最后道别、先回家休息,对于安抚家属的心情是比较有帮助的。

五位病人重获新生

各个手术小组分别到来,前后差距不过数分钟。我一面和每个小组核对各种必要的文件,一方面确定大家都能一眼看见那张捐赠者的照片。我信守对捐赠者母亲的承诺,确保进入房间的每个人都看见她女儿生前的美丽。开刀房护理师哽咽着将那张照片贴在墙上悬挂的白板上。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这个案子也顺利完成。那天由于捐赠者无私的给予,有五位病人重获新生。五位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人,却是别人的母亲、姊妹、兄弟或配偶,这些人对她将永誌不忘。

我安静的开完大部分的路程,彷彿我需要从自己的思绪挣脱一阵子。身旁的座位放着捐赠者器官去处的资料表,她父亲的手机号码写在资料表的最上方。我驶离高速公路,开进一处公园,我看着从树林间升起的太阳,拨通了她父亲的电话。电话响第二声就接通了,我问他我是不是吵醒他了,他回答说他醒着。他一直在等我电话。我告诉他一切顺利圆满。她的右肾和胰脏给了一位五十二岁的男士。左肾比对完全符合一位十九岁的女性。一位三十二岁的女士得到她的肝脏。两边肺脏都给了一位五十一岁的男性,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她宝贵的心脏移植给了一位濒危的四十五岁男士。

我听得出来他在电话另一端默默垂泪。我向他保证,过几个星期,我会将更多受赠者后续康复状况的资讯告诉他。他向我道谢,还说这些资讯他们会自豪的在女儿的葬礼上公布出来。

很多人的驾照一角注记着自己是器官捐赠者。但是没几个人想过,有一天那可能会派上用场。而我很荣幸能为那位捐赠者完成她的遗愿。

摘自《遗爱》

数位编辑整理:曾琳之

Photo:Olga Filonenko,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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